□ 土方机械公司 陈文涛

　　消毒水的气味在记忆里扎了根。七岁深秋，我攥着医院冰凉的扶手，看着父亲被推进透析室的背影。机器嗡嗡声响起来的瞬间，我还不知道，这个声音会成为往后十二年里，最熟悉又最揪心的声音。

　　起初，父亲总把虚弱藏在笑容里。从透析室出来，他苍白的脸上还勉强笑着，用插着留置针的手摸我的头：“别担心，爸爸睡一觉就好了。”可渐渐的，他连说话都要喘几口气，透析后的针眼在胳膊上连成一片。有次我半夜醒来，看见他蜷缩在沙发上，月光照着他弯曲的脊背，像被风吹折的老树。

　　每周三次的透析雷打不动。凌晨五点的街道空荡荡的，父亲裹着厚外套，咳着走在前面。我踩着他的影子，把保温杯里的热粥递过去。透析室里，他的手被绑在机器上，我就趴在旁边写作业。遇到不懂的数学题，他会让护士调低机器的音量，皱着眉给我讲解，声音轻得像怕吵醒针管里流动的血液。

　　十二年间，病房的墙皮脱落又翻新，父亲床头的全家福照片也褪了色。他学会了自己做透析记录，用颤抖的手把各项指标抄在笔记本上；学会了在透析间隙练习毛笔字，说要给我写一副“金榜题名”的对联，甚至在状态好的时候，偷偷拜托护工推他到医院花园，折下最鲜艳的月季别在我校服领口。

　　去年冬天，父亲病情突然加重。监护仪的警报声撕碎了凌晨的寂静，我抓着他的手，第一次发现这双手瘦得只剩皮包骨。他费力地睁开眼，挤出一丝笑：“哭什么，爸爸还没看你考上大学呢。”那一瞬间，十二年来积压的恐惧和心疼决堤，我把脸埋在他病床前，泪水打湿了洗得发白的被单。

　　如今我十八岁了，透析机的嗡鸣声依然准时响起。父亲的头发全白了，可每次我走进病房，他依然会挣扎着坐直身体，用微弱的声音问我今天的学习情况。那些被病痛啃噬的时光里，他教会我最珍贵的事——生命可以脆弱如风中残烛，却也能顽强地燃烧，照亮身边人的路。

　　窗外的梧桐树又抽出新芽，我握着父亲布满针眼的手，忽然懂得：原来最深沉的父爱，是他用十二年与死神的博弈，为我撑起一片不受风雨侵袭的天空。